这是一张已经发黄的照片，在自治区档案馆阅览室里，我久久凝视着照片上这位宽厚、慈祥兼有学者风度的长者——原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振华。悠悠岁月，不觉他离开我们已整整16个春秋了。在那个离春天已不远的黎明，他悄悄地离开了这样一个世界。是的，他没看到渴望已久的今天，但熟悉他的人们永远都不可能忘记他的过去……

　　李振华，原名连文秀，化名巴图、张毅、高玉山，1921年出生在土左旗善岱村一个蒙古族农民家庭，由于家境比较富裕，自幼就进入当地学校读书。漫漫土默川不仅造就了他豪爽坦率、勤苏朴实的性格，而且赋予他坚韧不拔、奋发向上的毅力。身为长子，父亲从小就对他要求甚严，学习自然也就格外努力，他幻想做一个非凡的英雄，振兴贫困的家乡。1937年7月7日，芦沟桥的枪声震惊世界。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京包一线重镇也相继沦陷，百姓顿时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而一些当权显贵及民族上层却纷纷投敌。目睹此情此景，李振华的梦幻终于破灭了。在他心灵深处经历着痛苦的磨难和抉择。

　　1938年秋，八路军120 师715团在李井泉的率领下开进大青山建立抗日根据地，他们的行动震撼了日伪，也唤醒了蒙汉群众。在该部于源、李国英等的帮助启发下，通过进步书籍和事实的教育，李振华开始真正认识到才是救国救民的党，只有参加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才能拯救灾难深重的祖国和民族。于是他不顾家庭的反对，毅然投笔从戎，在自己的家乡及邻近村召集了众多同学及年轻朋友组织了“青年救国会”，开始了抗日数亡的斗争。

　　李振华的父亲连祥，字仲山,早年曾参加，后回土默特旗在“老一团”中任军佐副官，时已卸任。他的大爷安祥亦为土默特地区辛亥革命先驱之一，因起兵讨袁，被王培焕的军队包围在大青山万家沟中，弹尽粮绝后自戕。日本人入侵后，父亲虽亦恨之入骨，内心同情抗日，但终究还是不愿自己的家庭卷入战乱。他衷心希望孩子们能像他一样从此足不出户，安心务农。可李振华却在村中风风火火搞起了抗日斗争。身为长子，置他的劝说于不顾，这极大地伤害了这位封建家长的尊严。一次家训未果，他不惜拔刀相见，并以娶妻生子为手段，逼迫儿子就范。李振华热爱自己的父母、亲人，但国难当头，他的斗志一刻也未能削弱。

　　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李振华与早已串通好的部分青年救国会成员投奔大青山。在偷越鬼子封锁线时被敌人冲散，最后到达部队的只有他和本村的另一位青年。党组织对他们的情况已有所闻，为了培养民族干部，进一步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决定由王弼臣、贾力更等送他们下山过河，赴延安学习。就这样在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李振华偕同战友渡过黄河，踏上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道路。数百里长途跋涉，过丘陵越沙漠，鞋底磨穿了洞，但内心里却充满了轻松、愉快，眼前仿佛已看到一片光明。

　　1939年12月，李振华终于抵达延安，时年18岁。经新一师乌兰夫介绍，李振华进入陕北公学学习，被分到56 队。当时延安的物质生活十分艰苦，学员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自己种菜、背米、打窑洞、烧木炭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在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李振华不仅进一步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而且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事业的世界观，为后来的生活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在学校里，李振华虽然年龄较小，但思想活跃，学习进步，为人纯朴热情，深受们的喜爱。次年9月21日，由孙德山、向前工介绍，李振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后来，每当回忆把这段生活，李振华都充满无限深情，他多次对家人和老提到，是延安的学习、生活造就了我们，把我们引上一条寻求真理的正道，使我这个农村的蒙古族青年成为一个对党对人民有用的人。他尤其怀念那段艰苦、火热的生活，怀恋间纯朴、真诚的感情，怀念鼓励、教育他成长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一切不仅鼓舞着他在以后艰苦的生活斗争中永葆员的气节，而且在“文革”中，自己虽身陷囹圄，也不忘关怀、保护老，他在复职后多次讲过，老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好好关怀和照顾他们。

　　1941年2月，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党决定派李振华等回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工作。当时日寇正加紧对大青山进行疯狂的“扫荡”，斗争异常激烈、严酷，随时都有自己的牺牲。为完成敌后侦察任务，配合反“扫荡“的武装斗争，上级决定派李振华到平地泉(现集宁市)开展地下工作，任区委书记，主要任务就是搜集情报。接受任务后，李振华挑起货郎担以做买卖为掩护进行活动。转眼间一个文质彬彬的知识青年成了一位地地道道的乡下商贩。他白天走乡串户搜集敌人的活动情报，晚上以说书为名走到哪里住在哪里，向老百姓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1941年10月，李振华在陶林县（现察右中旗)与地委书记崔岩接头时，由于情况突然发生明显的变化，崔未能时到达，日寇以“疑犯”将李振华逮捕入狱。其间，敌人对他多次进行折磨，拷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逼其自首，但李振华始终守口如瓶。这样在敌人的监狱里经过两个多月的酷刑拷打，身强体壮的李振华被折磨得皮包骨头、奄奄一息，最后患了严重的伤寒。敌人害怕在狱内流行、传染，将其弄到了城外荒沟，幸被附近的老乡发现，看他还有口热气就抬回家里救治。当得知他是被日伪从监狱扔出来的情况后，有着民族正义感的乡亲不仅热心照料着他，而且对外声称是在外作工，失散多年的女婿回来养病。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李振华的身体渐渐恢复过来，在同狱难友、员高云峰获救出狱后向党组织如实汇报李振华在狱中表现之后，李振华又重新投入了党的怀抱。但他永远未能忘却这户贫困的农民。他体会到，老百姓与的这种鱼水深情是克敌制胜的根本保证。革命胜利后，他数次专程来到这里探望曾冒着生命危险救护自己的老大妈和那位已故的大嫂。

　　1943年5月，他重返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并在陕甘边区政府担任秘书工作。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1945年元月李振华奉命到伊盟西乌审旗部队开展政治工作。西乌审部队是一支地方民族武装、因不满反动派的滥肆开垦,横征暴敛，而毅然举起义旗，反抗反动派的压迫，接受的领导，成为一支抗日武装。这支部队虽经整编，但仍残存着许多旧的习气，如下级见上级要磕头，多数官兵染上了吸烟的恶习，部队的军事素质、政治素质都很低。李振华名义上是王悦丰司令的秘书，头际上是党的主要负责人。当时，党组织尚未公开，政治工作还不能大张旗鼓，只能以巧妙的方式来进行。李振华注意从生活小事作起，他虽是蒙族但并不懂蒙语，为了赢得广大官兵的信任，他克服困难，努力学习蒙古族语言。熟悉当地风俗习惯，学习骑术和管理马匹的技能，不久就同官兵们打得火热，大家都亲切地称他李秘书”，“延安小伙子”。为了使部队作风有一个根本转变，李振华与其他几位党内格外的注意各级领导的思想工作，他循循善诱，耐心开导。在一些原则问预上则坚持正确主张，毫不妥协。在他的努力下，不仅司令王悦丰有很大的进步，而且中下层军官的思想觉悟也有了明显提高。针对这支部队不少蒙古族战士能歌善舞的特点，李振华引导大家积极开展文娱活动，寓教于乐，逐步扩大党的影响。并从中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及时发展了一批党员，壮大了党在这支队伍中的力量。在解放战争中，这支部队为伊盟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不少壮烈牺牲，还有一部分成为伊盟解放后政权建设的领导力量。

　　1948年5日，根据工作需要，李振华要由部队调到地方政府，任准格尔旗工委书记。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结合民族地区特点，李振华大胆录用了一批旧蒙旗的军政人员。工作中对他们既给予诚恳的支持和帮助，又放手大胆使用，团结他们一道齐心协力为党工作，充分的发挥了他们的非消极作用。当时由于灾荒严重，人民生活极度困难，但又不具备土改的条件，李振华就因地制宜地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辅之以互借互助的办法，为广大贫苦农民解决了一部分口粮和籽种，既解决了眼前的困难，又保证了秋后的收成。促使准旗根据地日益巩固，成为解放伊盟各旗县的可靠后方。为了逐步加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巩固民主建政的成果，适应革命事业发展的需要，李振华深谋远虑，大胆地由当地选拔了一批优秀的蒙汉族青年，经过短期培训，分配到各级政权机构担任领导工作。千奋勇、黄凤歧、王玉真、赵锦玺、屈勋玉等就是这一个训练班的早期学员，他们后来在我区各级领导岗位肩负重任，一些至今仍然战斗在工作岗位。

　　1949年伊盟成立了盟政会，他担任秘书长，并于1952年继高增培之后接任伊盟盟委书记，年仅32岁。他亲自主持开展全盟范围内的民主改革，在牧区正确贯彻“不分、不斗、不划阶级”和“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坚持执行禁止开荒、保护牧场的规定。李振华从伊盟的真实的情况出发，坚持不在半农半牧区进行土改的原则，只搞减租减息，改造贫困乡村，使民主改革的进程积极而又稳妥，促进了伊盟各顶建设事业的发展，团结、带领伊盟各族人民为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进行了艰苦的努力。

　　1955年，李振华离开了曾经战斗和工作达12 年之久的鄂尔多斯高原，调任内蒙古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分管组织工作。环境变了，条件好了，但李振华艰苦奋斗的本色没有变。那些年里，不少时间都深入在基层，好几个春节都是与下面的一起渡过的。对于他扎实的工作作风和平易近人、谦逊温和的美德，至今仍为一些老乡和基层老干部称道。1956年，他年迈的父亲在家乡病逝，家属提出向组织上要辆汽车回去料理后事，悲痛万分的李振华还是说服家里人一起跟他乘火车回家，下了车又步行了20多里才匆赶回去。坐在老父亲的灵柩前，李振华百感交集、思绪万千……身为长子，父亲对他寄予无限的厚望，然而，在艰苦的岁月里，特别是因革命斗争的需要，他与家人一别就是数十年之久，杳无音信，很长一段时间家人都以为他早已不在人世。革命胜利后，虽取得了联系，但百业待兴，新的建设事业使他与亲人身在咫尺，却又天各一方。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持续不断的发展，生活条件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可父亲却与世长辞了。李振华悲痛不已。他难以忘记,父亲病重期间也不愿影响他的工作，一次，他感觉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拉着儿子的手久久凝视着说:“以后要照顾好你的小妹，不要为我耽误工作。”那目光里流露出自豪和信任。李振华料理完后事，就又匆别乘火车返回了工作岗位。

　　这年，自治区党委决定给李振华调一级工资，并责成某领导和他谈话，他不加思索就回绝说，我的生活不困难，党给我的待遇已经很高了，还是这级工资给那些比我困难的吧。同期，他爱人所在单位因她级别偏低也为其调了两级工资。当时正是李振华分管审批工资，看到爱人的名字后他大笔一挥明确批示:只能提一级。回家之后，他将此事告诉了妻子，并耐心劝说道:“你没有特殊贡献，怎么能提两级呢?再说我是管这顶工作的，对你就更应该严格要求”。就这样语重心长终于说服了妻子。李振华就是这样事事从严要求自己，注意以身作则，从不利用手中的职权谋取私利。

　　1960年5月，自治区党委决定调李振华任呼伦贝尔盟盟委，李振华又投入了东部区火热的战斗生活。关于这段住事，1975年4月护送李振华骨灰到北京安葬时，乌兰夫在民族宫会见其亲属时回忆说:“在三年困难时期，呼盟各方面矛盾突出，工作任务又很艰巨，是我派振华去呼盟的。他人很年轻，能力强，能够说是临危受命……!

　　当时的呼盟，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期，由于极“左”思想路线的影响，农业生产受到破坏，人民生活很艰难。特别是部分农民温饱都成了问题。面对这种困难局面，李振华上任伊始，首先深入基层，从调查研究入手，他团结和依靠各级领导干部，密切联系各族干部群众，认真贯彻“关、停、并，转”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当时正是征购粮食季节，李振华首先深入到原扎旗蹲点，在这里发现了一些弄虚作假的问题，一些人为了迎合上级、应付领导，居然搞起了“高产”、“高征购”的假报告，逐级报捷。一次在与当地老乡闲聊中，听到群众抱怨说:什么“人造湖”，完全是人胡造。李振华十分重视这一情况，经过了解核实，发现一些领导受浮夸风的影响脱离实际毁田造湖的情况，他立即召开了有关负责参加的现场会，及时纠正了这一错误作法。在基层工作中还发现盟里的一位负责在兴安公社要求每天交送公粮50 吨，10天要送500吨，见到盟委书记，这个公社的书记哭诉着问道:这地还种不种了?我们连明年的种籽都顶征购上交了。听到这一情况后，平素不爱冲动的李振华心里很不平静，他又走访了一些乡社，了解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回到盟里，他快速与其它领导交换了意见，并对那位搞高征购的负责进行了了严厉的批评。针对下面存在的真实的情况和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在盟委集体研究后，盟委、盟公署领导分赴基层工作，适时纠正了一些错误作法，稳定了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的情绪。

　　李振华在实际在做的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敢于碰硬，不怕误解。对于在呼盟搞高征购及大面积开荒等问题如实向内蒙古党委作了反映并提出自己的意见。1961年，乌兰夫亲临视察，对于李振华提出的意见表示赞赏，认为他的意见是实事求是的。

　　原呼盟副盟长李兴唐谈到当时的情况时，心情很不平静。他闭目沉思良久，回忆说:“振华是我接触的领导干部中最有才干、最有作为的一位好。他是在多事之秋来到呼盟的，当时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虚报数字”“高征购”搞得人心惶惶。振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带领我们盟委、盟公署一班人审时度势，统揽全局，作了许多实际在做的工作，解决了一些较为复杂、突出的矛盾，扭转了呼盟的困难局面。他在呼盟的四年期间，呼悲的经济恢复了，发展了，在他将要离开呼伦贝尔盟的时候，畜牧业第一次突破了400 万头(只)大关。

　　他光明磊落，坚持原则，记得在一次林区会议上，对个别违反原则的领导干部他公开在会上点名批评，教育群众。会后又对这些进行了说服教育，帮他们认识自己的错误，使人心悦诚服。他虽为盟委，但平易近人，生活也十分简朴，总穿一件陈旧的黑翻板皮裤，戴一顶大耳朵棉帽子，只有外出开会或接待来访的时，才换上那仅有的一套像样衣服。振华善于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在每次常委会上都能发场民主、集思广益，听取不同意见，遇有矛盾也总是抱看探讨、研究的态度，从不先入为上。一经集体决议，他就模范地带头执行。李振华是蒙古族，在干部政策上他首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任人唯贤，从不搞亲近远疏。当时在书记、盟长中，汉族、少数民族干部都有，在振华的带领下大家齐心协力，各族干部心情都很舒畅。李兴唐老人感慨地说:““文革”结束后，他本可以为党、为内蒙古人民作更多的作工，不幸却过早地离开我们。听到他逝世的噩耗，我不禁痛哭一场，深深地为失去这样一位好而难过”

　　1964年4月，李振华调离呼盟担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工作调在呼市，人却仍在基层。这期间他先后参加了呼盟林区和包头市的“四清”领导工作。1966年夏，李振华奉命前往北京参加华北局举行的前门饭店会议，此时“文革”已全面铺开。会议前夕，在饭店花圃前，当时自治区的二位“负责人”与李振华进行了严肃的谈话，希望他能“划清界线”，揭发乌兰夫的问题，并出示了手写的揭批提纲。这种作法李振华深恶痛绝，对他们封官许愿那一套更是嗤之以鼻，他说你们了解的你们当然可以讲，做为一个员我自然也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会后，正如那些人所恐吓、威胁的那样，由于他“界线不清”，回到呼市不久就被罢官免职，继而以“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的黑干将”、““宫廷政变的组织大臣”等莫须有的一大堆“罪名”失去自由。在这段凄风苦雨、是非难断的岁月里，他倍感痛苦，经受着精神上的推残和肉体上的折磨长达七年之久。在这艰苦的日子里，无论环境多么复杂、条件多么恶劣，他从始至终保持了一个员应有的品质和高风亮节。身为多年的领导，他勇于解剖自己，主动承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但对于牵涉到党的历史及对他人污蔑不实之词则坚决予以驳斥，并以见证人的身份，澄清是非，尽最大努力保护革命。当李振华看到，大此老干部接连不断地被揪出、游斗、遭受毒打和侮辱时，他难过得吃不下饭，对着前来送饭的妻子沉痛地说:“这些大都是从战火中九死一生活过来的，不少正是为了解放内蒙古、建设内蒙古由党派到内蒙古来的，他们是立了功的，现在却要打倒，这绝不是党的一贯政策。他含着泪反复摇头，内心里痛苦不已。

　　在自身己失去自由的情况下，他还不忘这些的健康和安全，在妻子尚未被关的情况下，委托她代自己去看望几位深捎话受冤屈的老，指工鼓励他们要经得住严峻的考验，勇敢地活下去，要相信党，相信历史会做出公正的答案。

　　1971年，李振华被关到托县拖拉机修配厂翻沙车问监督劳动，他身体不好，工人们为了照顾他，让他到仪表车间劳动。自此，年近半百的李振华又开始了新的“学徒”生涯，条件虽很艰苦，但在与工人的接触中，他的精神却较过去轻松了许多。

　　1973年，形势开始好转，被“改造的人们也陆续回城“待业”。在分别十年之后，他终于与家人团圆。这一天正是端午节，孩子们高兴地围着爸爸、妈妈包着粽了，突然看到窗前出现一个人影，进屋后才看清原来是当时自治区政治部主任王弼臣，他简单问候几句，就通知李振华作准备并带上粮票参加会议。当时，家里人一下子又紧张起来，不知是吉是凶，谁也不敢打听。直到会议结束，人们才从广播和报纸里获悉李振华被选为十大代表赴京参加党的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亲友们奔走相告，可李振华家里却静悄悄的，一个个都激动得泪如泉涌----

　　会议结束后，李振华像是换了一个人，七年来他第一次笑得那么开心。从北京回来，他终于重返工作岗位，并于同年底担任当时的政治部主任，不久又恢复为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振华身体并未完全恢复，但工作热情却像烈火一样。从此与家人相聚的日子减少了很多，以至孩子们在入睡前很本见不到自己的父亲，早晨，一睁眼爸爸又早己无踪无影。当时正是“十大召开不久,大批老干部的冤假错案尚待纠正，党的干部政策亟待落实。身为组织部长，李振华工作起来常常废寝忘食，经常熬到深夜。往往在星期日或其它休息时间也都有大量的来访者，李据华急人所急，不厌其烦，热情地待每一位，细心听取，了解每一位来访者反映的意见和原望。并狠抓落实，注意做好每一位的结论工作。在他的辛勤努力下，许多老都陆续复出，重返工作岗位。

　　一位在达旗工作多年的老，“文革”开始后被关押，当他获悉李振华被解放、工作的情况看，抱着一线希望写了封申诉信托家人亲自送出。见信后，李振华非常认真，当即给有关部门写了证明材料，并提供了当时的情况，证明该确买是我党打入敌伪政府工作的历史情况。不久，这就得到并落实了政策。至今回忆往事，他的心情仍难以平静。他常对人提起，要不是李振华办事认真负责，我这条命早丢进监狱了。

　　由于工作太忙，李振华常常不能按时休息，就连吃饭也常被来人打断。这段时间他的身体日渐消瘦，经检查发现他已患了严重的心肌梗塞。大夫和亲友们都劝他卧床休息一段，但他装上药瓶继续工作，实在难受就背着人往嘴里寒上几粒药片。妻子见状非常心痛，一次他背着丈夫“挡架”了一位来访者，李振华知道后非常生气，他严肃地对表子说:“我是组织部长，就是做人的工作的。人家来找我，就是想对组织上讲讲心里话，我们怎么能拒之门外呢?”此后，李振华的工作就更忙了，有时夜间也不得不去办公室工作。耽心发生意外，妻子常常让子女陪着爸爸去，一次小女儿随父亲上办公室，刚走进楼门口，爸爸的心脏病就友作了，只见他赶紧坐在楼梯上，可颤抖的手怎么也拧不开药瓶盖，年仅12 岁的小女儿急忙接过药瓶，迅速将药片送到爸爸嘴里。李振华的办公室在二楼，他的女儿至今都难以忘记当时搀扶着爸爸吃力地蹬上一级又一级楼梯的情景。

　　这期间，李振华的病已经越来越严重了，可他仍然瞒着别人，有时夜里都要连服几次药。他以顽强的毅力战斗在工作第一线。

　　由于操务过度，1974年12月21日他住进了内蒙古医院。这时候他的病情己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他一边在医院接受专业的治疗，一边仍在关心着部里的工作，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体。当一位老来探望他时，他动情地起身迎接，并劝说这位老“要珍惜自己的身体，有病就应当很好地看病，看病不仅仍为了保命，也还是为了更好地革命。看到他病成这样，还在惦记别人，这位老同心痛不已，眼里不禁涌出热泪。一次，内蒙古党委的主要领导去看望他，他郑重地说，“我不要紧，你们抓大事吧，我这是小事。”在病榻上，他以顽强的毅力和乐观的革命精神迎来了新年，他行动不便，就躺在床上聆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并让妻子反复给他念“元旦”社论。就是这样，直到生命垂危的时刻，他仍然惦念着党和国家的事业，置个人生死于度外。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李振华一生热爱党、热爱人民，他实践了生前的誓言，把自己的毕生精力无私地奉献给党的事业和内蒙古各族人民。噩耗传出，闻讯前来的老及许多普通群众络绎不绝，他们深深地为失去这样一位好、人民的好儿子而痛心。是年春天，在中组部的关怀下，李振华同点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他虽然离开了为之奋斗的土地，但他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高贵品质永远留在内蒙古各族人民的心中。